沈厚鐸

光緒31年3月（1905年4月），修訂法律大臣伍廷芳、沈家本關于設立法律學堂奏請，得到了清廷的支持。經(jīng)學部批準，歷半年的準備，京師法律學堂于光緒32年9月12日開學。

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由中央開辦、進行法學教育的專門學校，培養(yǎng)了一千多名畢業(yè)學員。其中大多數(shù)畢業(yè)生，都成為中華大地上早期的司法業(yè)務骨干，為中國的法治事業(yè)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。

回顧沈家本為法律學堂前后所撰寫的幾份奏章，不難感受到歷史的厚重。

第一份奏章自然是《修訂法律大臣伍沈會奏請專設法律學堂折》。當時伍廷芳還在修訂法律大臣任上，故這份奏章是和伍廷芳聯(lián)名奏進的。

這份奏章對法律學堂的設立至關重要。奏章首先說明設立法律學堂的背景：

一是“深慮新律既定，各省未豫儲用律之才，則徒法不能自行，終屬無補”。奏章還指出，現(xiàn)實中，許多案件都是因為“地方官不諳外國法律，以致辦理失宜，醖釀成要案”。所以，設立法律學堂是“彌無形之患，伸自主之權，利害所關”的大事。

二是“將來鐵軌四達，雖腹地奧區(qū)，無異通商口岸。一切新政，如路、礦、商標、稅務等事，辦法稍歧，詰難立至，無一不賴有法律以維持之”。而要依法律維持，就必須有懂法律之人。

三是當時修律，就是為了“查照通商條約、議收治外法權”?；谝陨显?，所以“應廣儲裁判人材，以備應用”。

奏章繼而說明當時法律人才培養(yǎng)的現(xiàn)狀：“學務大臣奏定學堂章程內(nèi)，列有政法科大學，然須預備科及各省高等學堂畢業(yè)學生升入?，F(xiàn)在預科甫設，計?？浦蔂懫谏羞h，進士、仕學等館，其取義在明澈中外大局，于各項政事皆能知其大要。”另外，“法律僅屬普通科學之一，斷難深造出洋”，而“游學畢業(yè)法科者，雖不乏人，而未諳中國情形，亦多捍格”。

接著，奏章提出了未來法律學堂的培養(yǎng)目標：“爲學之道，貴具本原。各國法律之得失，既當研厥精微，互相比較，而于本國法制沿革以及風俗習慣，尤當融會貫通，心知其意?！?/span>

而要培養(yǎng)出既懂得西法，又了解中法者，“非專設學堂、多出人材不可”。奏折還列舉了日本舉辦法律學堂的成效：“日本變法之初，設速成司法學校，令官紳每日入校數(shù)時，專習歐、美司法、行政之學，昔年在校學員，現(xiàn)居顯秩者頗不乏人?！?/span>

因此，清廷也可以“略仿其意，在京師設一法律學堂，考取各部屬員，在堂肄習畢業(yè)后，派往各省，爲佐理新政、分治地方之用”。

把道理講得清楚明白后，奏章再報告辦學堂的思路：

首先是管理：“開辦之始，暫由臣等經(jīng)理，俟新律告竣，再行請旨派員，專司其事?！卑辞宄囊?guī)矩，辦學是學部的事，這里提出“暫由臣等經(jīng)理”，可以看出兩重意思：

一是開辦之初，避免給學部造成不必要的麻煩，先把學堂辦好，再交給學部一所現(xiàn)成的學校。這是防止學部推脫，不贊成辦學。

再有一個不便說出的原因，就是教職員的聘用和招生的質(zhì)量把關。清廷腐敗路人皆知，如果自己不把握教職員聘用和招生之權，就難保證教學質(zhì)量，無法達到辦學的初衷。所以，辦學之初，一定要親手把握。

由此可見，在撰寫奏章時，伍、沈兩位修律大臣，是經(jīng)過了怎樣的深思熟慮。

接下來，奏章報告了具體辦學的三件事：

一是定課程、學制。課程方面，“主課爲法律原理學、大清律例要義、中國歷代刑律、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、東西各國法制比較、各國憲法、各國民法及民事訴訟法、各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、各國商法、交涉法、泰西各國法，其補助課爲各國行政機關學、全國人民財用學、國家財政學”。學制方面，“三年畢業(yè)。另立速成科，習刑律、訴訟、裁判等法，限一年半畢業(yè)”。

二是經(jīng)費問題。“常年經(jīng)費如堂舍租金、教習薪水暨購買書籍、器具、飲食、雜用等項，力求撙節(jié)，每年約需銀四萬兩。值此庫儲支絀，不敢請撥部款，應由各省督撫分籌撥濟，大省約解三千兩，中小省約解二千兩，便可集事?！?/span>

沈家本想出了一個由各省集資的辦法，理由是“此項畢業(yè)學員，日后專爲各省辦事，現(xiàn)在育才之費仰及羣力，于義亦合”。在這之外，只請求戶部撥開辦費三萬兩。

三是畢業(yè)生的任用。

“一曰廣任用。近日仕途猥雜，各省候補人員，文理未通者指不勝屈。雖有課吏館之設，而督撫事繁，未能躬親督察，幾至有名無實，遇有要政，本省無可用之人，不得不調(diào)諸他省。

在平日已有乏才之患，將來新律頒行，需才更亟，非多得曉律意者，不能行之無弊。應將學律各員于畢業(yè)后，請簡派大臣詳加考驗，分別等差，其列優(yōu)等者交部帶領引見，按照原官品級，以道、府、直隸州知州、知縣等官，請旨録用。庶幾學適于用，用其所學，于時政殊有裨益。”

這份奏章獲得了學部的首肯，并得到了欽定批準，沈家本、伍廷芳也被任命為法律學堂管理大臣。于是，沈家本立刻追加附片要求各省開辦法律仕學速成科。

這份附片的題目是：《修訂法律大臣伍沈奏請于各省課吏館內(nèi)專設仕學速成科片》。片中指出，各省冗員甚多，真正實行新政，能夠用得上的人才奇缺。而派人出洋留學資費甚多，且遠水不解近渴。

為此，擬“請在各省已辦之課吏館內(nèi)，添造講堂，專設仕學速成科，自候補道府以至佐雜，紀年在四十以內(nèi)者，均令入館肄業(yè)，本地紳士亦準附學聽講課程”，并“定六個月爲一學期，三學期畢業(yè)，畢業(yè)考試后，由督撫將學員職名、考試分數(shù)，造冊咨送京師政務處、學務處、刑部以備察核”，同時“選派明習法律人員及外國游學畢業(yè)者充當教員，分門講授。”

這樣，不僅為地方培養(yǎng)了急需人才，也有利于改變地方不能依法辦事的陋習。

上述附片也得到了批準，并且發(fā)文全國。有些省份施行得力，效果頗佳。尤其是沿海地區(qū)，迅速培養(yǎng)了一批可用人才。

在沈家本、伍廷芳的主持下，經(jīng)教務提調(diào)（曹汝霖、董康）、文案提調(diào)（許受衡、王儀通）、庶務提調(diào)（周紹昌）及諸多教員的共同努力，京師法律學堂的首期學員經(jīng)過3年的學習，即將畢業(yè)。

伍廷芳于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調(diào)任駐美公使，于是沈家本先生為學員畢業(yè)考核，單獨給朝廷上了一份題為《奏為法律學堂學員畢業(yè)屆期應請考驗折》的奏章。

這份奏章首先說明：原來承諾學校辦成后交學部管理，現(xiàn)在學部已經(jīng)奏呈獲準，仍由刑部管理，因此沈家本以管理法律學堂事務大臣、法部右侍郎身份啟奏。

這是對并非刑部把持學校管理權的表白。當時，正有人參劾沈家本把持刑部大權。因而這一表白，也是對這些參劾的某種回應。

奏呈的事務主要是學員已經(jīng)完成3年學業(yè)，請求派員考核并確定畢業(yè)分配與獎勵辦法。同時，沈家本還進呈了另一份奏章，請求對在法律學堂表現(xiàn)突出的監(jiān)獄專修科教習、日本法學博士小河滋次郎予以獎勵。小河滋次郎因而獲得了清王朝三品頂戴的獎勵。

從這幾份奏章中，人們可以感受到清王朝晚期的新政與改革，在貪腐成災的大環(huán)境中，在新舊思維、勢力的博弈下，是何等艱難。而沈家本即便有大無畏的精神、老道的政治經(jīng)驗，但要把一件利國利民的事情辦好，要經(jīng)歷何等的艱辛。

（沈厚鐸退休于中國政法大學，系沈家本四世孫。）